蒋介石暗杀名单有梁漱溟?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

2016-06-28 22:30:34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梁漱溟被誉为是中国的国学大师,且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可见其身份与社会地位之重。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和政治人物有会发生什么关系?今天的知识人该如何继续关注国家?而让人最不解的是,在蒋介石离开台湾前的一份暗杀名单上却有他的名字,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暗杀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难道他的存在给蒋介石造成什么危害?是因为梁漱溟和国民党本身存在不合?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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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梁漱溟的研究涉及的题目很多,如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关联,关于和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之间的交往,以及相关影响等等。今天我们选择从这个宏观的主题切入,探讨提供梁漱溟对中国知识人的启示和教训。

自近代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相对应地,梁漱溟正是从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的过渡性人物。在中国的古典社会当中,“公共知识分子”是士大夫阶层,从孔孟到贾谊,再到东林党,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天下国家。中国知识人的使命是批评政府,而这批评本身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现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一种向“专业知识”发展的走向,包括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仍然有一批叫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没办法讨论天下国家,因此也面临很大的困惑。这种状况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当中的一个必然。那么面对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迷茫,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

梁漱溟这一代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起步,一直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摇摆,直到1910年他看到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希望后,便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对于辛亥革命的困惑让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而梁先生是率先觉醒的人之一。当大家都在竭力去批判传统时,梁先生认为他们所批判的传统的负面因素是存在的,但那属于“假传统”。从1919年到1926年,梁先生对传统始终采取“适度保守”的态度,他写了两篇文章,认为苏俄的道路和资本主义都不符合中国。此时他从北大退出,去民间办学。在这期间他看到了南方的国民革命是中国之希望,并认识了李济深等各类人物。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原因之一就在于梁漱溟与李济深等人有很深的互动。他在李济深的司令部中曾提出关于国家统一的看法,与李济深的价值观相契合,这让他与国民党的“左派”产生了深刻的关联。而政治的发展却恰恰使李济深等人在国民党内部和蒋介石分开,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在介入政治的时候,涉及到知识人对价值观、中国政治分析的认同问题,在这一层面的问题决定了梁先生与蒋介石找不到亲近感。他们二人向来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可以私下讨论的空间,所以便没法成为朋友。所以知识分子在介入政治的过程当中,如果“桥”走错了,后面都不好办。

梁漱溟这一代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起步,一直在“革命”与“保皇”之间摇摆,直到1910年他看到清政府的改革毫无希望后,便义无反顾地走向革命。对于辛亥革命的困惑让梁漱溟等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的道路应该怎么走,而梁先生是率先觉醒的人之一。当大家都在竭力去批判传统时,梁先生认为他们所批判的传统的负面因素是存在的,但那属于“假传统”。从1919年到1926年,梁先生对传统始终采取“适度保守”的态度,他写了两篇文章,认为苏俄的道路和资本主义都不符合中国。此时他从北大退出,去民间办学。在这期间他看到了南方的国民革命是中国之希望,并认识了李济深等各类人物。

许纪霖:1905年废除科举是大事件,科举制被废除造成国家与社会的断裂,这种断裂至今还没有愈合。科举实际上是中华帝国选拔精英的制度,中华帝国之所以能维持两千年,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能够通过科举制度不断把精英吸收到政治体系中,从而建立和维系政权的合法性。

自近代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相对应地,梁漱溟正是从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的过渡性人物。在中国的古典社会当中,“公共知识分子”是士大夫阶层,从孔孟到贾谊,再到东林党,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天下国家。中国知识人的使命是批评政府,而这批评本身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现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形成一种向“专业知识”发展的走向,包括在社会科学领域当中仍然有一批叫专业知识分子,他们没办法讨论天下国家,因此也面临很大的困惑。这种状况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当中的一个必然。那么面对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迷茫,梁漱溟的人生经历,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经验和教训?

您提到科举制被废除导致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制度化联系被切断,为什么这种联系被割裂后知识分子就不再是精英阶层了?他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越来越边缘化?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

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精英和体制之间的联系断裂了。精英阶层整体趋势是向边缘走,最终边缘力量崛起,强大到战胜了体制,实现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革。乱世之中,各种豪杰会不断涌现,但如果没有一个制度化的体系来吸引和接纳这些人才,国家终将是不稳定的。

梁漱溟为何与国民党合不来?原因之一就在于梁漱溟与李济深等人有很深的互动。他在李济深的司令部中曾提出关于国家统一的看法,与李济深的价值观相契合,这让他与国民党的“左派”产生了深刻的关联。而政治的发展却恰恰使李济深等人在国民党内部和蒋介石分开,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人在介入政治的时候,涉及到知识人对价值观、中国政治分析的认同问题,在这一层面的问题决定了梁先生与蒋介石找不到亲近感。他们二人向来公事公办,没有一点可以私下讨论的空间,所以便没法成为朋友。所以知识分子在介入政治的过程当中,如果“桥”走错了,后面都不好办。

士大夫阶级衰落导致民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缺少重心,没有新的阶层能够替代士大夫阶层原有的作用。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不成熟,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崛起,但是他们很快就分裂了。知识分子群体为什么会发生分裂?因为他们不再统一相信儒家的价值观,他们相信新的学说,新的意识形态。新式知识分子不再是依靠共同信仰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他们忙于各种论战,无法重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胡适先生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感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同时起步,但现在却被人家侵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日本在现代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社会重心——武士阶级,他们相当于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之下,中国在洋务运动开始后的数次运动中,虽然都在寻找社会重心,但却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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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状况和日本并不一样。“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他毕生从事着述和教育活动,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但能进行思想启蒙,政治手段还很成熟。再比如伊藤博文,他在政治上就更加成熟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大政治家并不只有一个人,而是有一批人。中国在20世纪初缺乏成熟的政治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相继去世,留下的是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客,袁世凯是一流的,但他满脑子都是旧学旧思想。辛亥革命后,他主导了中国的政局,却闹出复辟的丑闻。民国初年还有一个大人物宋教仁。宋教仁死得太早,壮志未酬。他如果没死,会有多大的施展的空间也很难说。为什么?唐德刚先生说,宋教仁是一流的政治家、三流的政客。他有政治眼光,但是政治有自身的游戏规则,需要纵横捭阖的手腕。宋教仁树敌太多,他很有才气和能力,但缺乏政治手腕。

梁漱溟被誉为是中国的国学大师,且是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可见其身份与社会地位之重。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他和政治人物有会发生什么关系?今天的知识人该如何继续关注国家?而让人最不解的是,在蒋介石离开台湾前的一份暗杀名单上却有他的名字,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暗杀一名传统的知识分子,难道他的存在给蒋介石造成什么危害?是因为梁漱溟和国民党本身存在不合?一起来看看。

许纪霖:张灏教授做过一个研究,我非常赞同,我接着他的看法继续做过研究。科举制被废除以后,知识分子的演变实际上有两个相反的趋势。一个趋势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地位下降。由于军人和商人集团崛起,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在向下走。

马勇:梁漱溟的研究涉及的题目很多,如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关于现代中国政治之间的关联,关于和每一个重要政治人物之间的交往,以及相关影响等等。今天我们选择从这个宏观的主题切入,探讨提供梁漱溟对中国知识人的启示和教训。

许纪霖: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或者阶层作为社会重心。中国的传统社会,按照金观涛的说法叫“超稳定结构”,从秦汉到晚清,虽然王朝有更替,但整个历史和文化都是连续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士大夫阶层的存在。首先,士大夫阶层拥有共同的信仰,相信儒家价值观。按孔夫子的说法,这种价值观被称为“道”,道高于政治,高于皇帝。第二,士大夫阶层是国家的领袖阶层,通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制度化联系形成一张网络,士大夫阶层都处于这样的网络之中。皇帝要统治天下,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依靠这批人。士大夫阶层不仅是国家的精英,而且还是地方社会的领袖。传统中国中央政府只达县一级,县以下都是自治的,这个自治主要依靠乡村精英领导,他们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古代社会便把士大夫阶级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因此,科举被废除以后,这个阶级就开始衰落了。

民国初年,曾有阶级支撑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上海、江浙的资产阶级曾一度显得具有力量,他们和知识分子联手召开国事会议,民间制定宪法,但很快国民党便把这股力量压下去了。抗日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和民间力量被整体摧毁了。尽管19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的舆论声势浩大,但背后却是空的,没有实在的阶级支撑。国民党最后也失去了支撑阶级,它本来有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撑,但由于通货膨胀,整个城市中产阶级都抛弃它了,再加上腐败、专制、言论不自由,连国民党底层的文教官员、基层公务员和教育界都抛弃它了。知识分子背后缺乏一个阶级的支撑,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大问题。

废除科举制造成了社会断裂,从此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和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被抛向了社会,到了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我有个观点:没有1905年废除科举制,1911年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是那些青年军官们,他们本来应该在科举的道路上攀爬,但因为科举制被废除,他们只能进军事学校,并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制的废除造成了整个中国20世纪的大变局,这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看清。

因此,在这个体系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强调教化和道德的表率风气,希望通过个体的道德表率来引导社会风气。清朝末年,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精英,造就了同治中兴的辉煌。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都是这样的精英。但在他们之后,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出现过优秀人物,这个阶层已经开始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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