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设立八一为建军节 鲜为人知的“八路军”诞生史

2016-06-28 22:30:21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八一建军节又要来啦,八年的抗日战争害苦了民众,导致中国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是后退。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追溯那段历史,纷纷追忆那些年抗战的苦难,也是所谓的忆苦思甜吧。今天kk历史网的小编就为大家来讲讲八路军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秘八路军的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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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爆发一周后,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8月25日,中革军委亦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

红军改编,是抗战初期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一大标志性事件。不过,这场改编背后,其实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复杂背景。

西安事变前,两党公开打、秘密谈,一直没有结果

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改编”的谈判,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1月。当时,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曾受蒋介石指派,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两党恢复合作、共同抗日等问题有所磋商。
稍早一些时候,1935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等语;在更早的7月份和10月份,蒋还曾多次指派孔祥熙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试探中、苏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

在1936年1月3日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判中,国民政府开出的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是:“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稍后,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等人,均先后奉命与延安就合作事宜进行接触。延安方面此时虽与张学良方面达成统战,正在酝酿“西北大联合计划”,认为南京方面要求红军开往外蒙边境,是想要“导火日苏战争”,但原则上也并不反对两党进行接触。故谈判虽然艰难,但至1936年夏秋,也终于逐渐进入了两党高层接洽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虽然两党就“合作抗日”事宜始终没有中断秘密接触,但公开的军事冲突也同样始终存在。而且,秘密谈判的条件也常常因公开交战的结果而有所变化。
如1936年10月,因红军之西路军在“宁夏战役”惨败,国民政府提出的合作条件也变得更加苛刻,不但要求“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也只能“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而在11月胡宗南的一个整旅被歼后,陈立夫亦带来了新的合作条件:红军可保留至3万人。简言之,秘密合作谈判与公开武力冲突并存的状况,自1935年底开始,大约持续了一年有余,二者互相牵制也互相促成;直至“西安事变”爆发,这种双线并存的情况才被打破。

事变后,蒋介石改换策略,企图成立新党加入共产国际

“西安事变”后,关于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方面有了新的考虑。这种考虑就是:如何通过与延安的合作,更多地争取苏联的支持。所以,在1937年3月26日,蒋介石竟对周恩来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的惊人话语。据《周恩来传》:

“他这次谈话中着重的主题是: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他这样表示: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值此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短史记》推出抗战特刊,自七七事变至九三胜利日,选取三十个重要的抗战节点进行解读,力求勾沉隐没不彰的史实,再现真实的抗战胜利之路。此为第三期《红军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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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八路军某部伏击阵地

短史记第363期

淞沪会战爆发一周后,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师,每师两旅,每旅两团。每师定员为15000人。8月25日,中革军委亦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①

红军改编,是抗战初期全民族共同抗日的一大标志性事件。不过,这场改编背后,其实也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复杂背景。

西安事变前,两党公开打、秘密谈,一直没有结果

国共两党之间关于“改编”的谈判,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1月。当时,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曾受蒋介石指派,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就两党恢复合作、共同抗日等问题有所磋商。稍早一些时候,1935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写下“总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到七分成功,明年则可以抗倭为中心”等语;在更早的7月份和10月份,蒋还曾多次指派孔祥熙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试探中、苏合作抗日的可能性与具体方式。②

在1936年1月3日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判中,国民政府开出的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是:“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③稍后,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等人,均先后奉命与延安就合作事宜进行接触。延安方面此时虽与张学良方面达成统战,正在酝酿“西北大联合计划”,认为南京方面要求红军开往外蒙边境,是想要“导火日苏战争”,但原则上也并不反对两党进行接触。故谈判虽然艰难,但至1936年夏秋,也终于逐渐进入了两党高层接洽的阶段。④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虽然两党就“合作抗日”事宜始终没有中断秘密接触,但公开的军事冲突也同样始终存在。而且,秘密谈判的条件也常常因公开交战的结果而有所变化。如1936年10月,因红军之西路军在“宁夏战役”惨败,国民政府提出的合作条件也变得更加苛刻,不但要求“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也只能“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而在11月胡宗南的一个整旅被歼后,陈立夫亦带来了新的合作条件:红军可保留至3万人。简言之,秘密合作谈判与公开武力冲突并存的状况,自1935年底开始,大约持续了一年有余,二者互相牵制也互相促成;直至“西安事变”爆发,这种双线并存的情况才被打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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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1938年春,八路军长城插箭岭战斗阵地指挥所

事变后,蒋介石改换策略,企图成立新党加入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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