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革命党 揭秘清政府制造革命党内幕

2016-06-28 22:30:10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50

辛亥革命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进程,因为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民主立宪的道路在一些革命人士心中生根发芽。辛亥革命那些革命党是怎么来的?其幕后的推手是谁?在顽固派与激进派对抗的清王朝中竟然有人敢进行革命的道路,现在先来看看辛亥革命的意义,及即将揭秘清朝的革命党是谁制造的?
领导者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表。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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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起事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他们自此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十五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辛亥革命无疑是一个历史的重要进程,因为受到西方制度的影响,民主立宪的道路在一些革命人士心中生根发芽。辛亥革命那些革命党是怎么来的?其幕后的推手是谁?在顽固派与激进派对抗的清王朝中竟然有人敢进行革命的道路,现在先来看看辛亥革命的意义,及即将揭秘清朝的革命党是谁制造的?
领导者发动辛亥革命的革命党无疑是激进的,然而,开始只是人数极少、原本很难成气候的革命党,最后竟能一举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几千年帝制,确实出人意表。这种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有许多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其中还有一点或许不那么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实际上是清政府“制造”了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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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进入专栏)
 

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自己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尚未正式起事便被镇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此时“风气未开,人心锢塞”,“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五年之后,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此话很可能有夸大之处,但同情革命党的较以前多了不少,却是事实。因为在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这种倒行逆施,恐对革命党博得更多“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帮助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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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留日学生是革命党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学生开始对政治的兴趣有限,更不倾向革命。所以孙中山等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时,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在日华侨而不是留日学生。但维新失败,梁启超亡命日本,议论国是,对留日学生触动很大,他们自此开始关心政治。这时,留日学生就成了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为争夺青年学生,本不居优势的革命派于是主动挑起论战。1905年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革命派即以此为阵地向立宪派猛烈进攻,而立宪派则主要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奋起反击,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十五个月之久。论战涉及清王朝的性质、种族与民族问题、国民素质、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土地制度、革命会不会招致列强干涉引起中国崩溃等许多方面。但是,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

  

  “辛亥革命”已整整一百周年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争论却一直激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提出如果在清政府主持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造成的大动荡而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洵属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国为辛亥革命“过激”、以此反对“激进主义”,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的危害确易为许多“正义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们对其抱以警惕当然大有意义,但想以如此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无裨于事。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通过王韬上书李鸿章,想走“改良”路线。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立宪”一拖再拖、非常被动。

  

  一、“制造革命”的清政府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偶然的,但它的成功、或者说清王朝的覆亡却并非偶然,而是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面临一次次避免最终灭亡的机遇面前,总是做出错误的选择,使矛盾逐渐累积最后爆发。

  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打败,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以夷变夏”;二十余年后洋务派才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也被斥为“奉夷为师”、“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敌人的武器远远胜过自己,尽最大可能学习、掌握、拥有这种武器,本是每一个“正常”的政府的正常反应,但坚持华夏中心论的清政府,却无此“正常”反应,从1865年有人提出建电报到187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4年时间;从1872年有人提出修铁路到1889年朝廷最终同意,争论了整整17年。诸如架电线、修铁路、造枪炮对自己的好处、对自己生死存亡的重要显而易见,不需要远见卓识、高瞻远瞩的政府就能看出。此类事涉及利益相对不大,尚如此被动,直接分配、调整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就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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